剩下的五%還在等待，希望我可以帶他們上峰頂。
就算這兩百萬人戰到剩下二十萬人、城市化為焦土，市民也絲毫沒有將首都讓給俄羅斯人的意思。從這些屍體可以窺見，俄軍是倉皇逃離的。
可是，那都是朝著數公里外目標射擊的情況，而且目標都是紙或木板。俄軍不只從首都基輔的北部和東部，更悄悄調兵遣將，企圖從西部包抄而來。沒錯，在我有生之年，曾經親臨現場，看過氣勢洶洶的現役戰車，瞬間化為殘骸廢鐵……那正是所謂的戰車墳場。作為這種士氣低落象徵的，就是連日被公諸於世、俄軍將士清清楚楚犯下的戰爭罪行。儘管如此，開戰經過一個月後，基輔市民似乎已經對此習以為常了。
不只如此，還有被這些俄軍戰車所踐踏、化為履帶下殘跡的烏克蘭民用車，也零零星星、四處散落，看上去簡直就像是被頑童恣意破壞過的玩具一般。」 跟戰爭電影一樣，耳邊傳來砲彈撕裂空氣的聲音。在許多抹黑案例時，抹黑讓個人的名譽直接大大降低到連澄清都無力。
但是當個人的注意力以及生命都有限時、而且每個人都有一定數量的資源可以在活著時使用時，那麼言論自由市場的更正速度可能就太慢、導致某些人無法在活著的時候看到假新聞被更正或者評價獲得補償。這樣的歧視言論說出來時，其效果也是希望降低對方群體的社會地位、降低該群體的資源，也就是第一與第二個假設。何謂歧視言論？第一代的歧視，是認為特定族群因其與生俱來的生理特徵而註定比其他族群更為劣等，例如覺得黑人是比較差的人種之類的，這種後來就演變成種族主義與種族清洗。假如我們同意這四個假設，那麼就可以推出至少某些類型的言論因為會使他人的資源受到傷害，因此需要透過政府立法管制的方式來保障每一個人，因此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任何言論都能夠全面跟任何人講的。
許多社會學跟政治學實驗已經發現許多少數族群（甚至女性）在優勢族群占多數時會降低參與討論的程度，即使是在鼓勵討論的審議時仍然如此。當然，在某些特殊的設計之下，這些言論還是有測試的空間，例如在不對外的空間、這些言論造成的可能效果已經被預先告知所有可能會聽到的人，因此不會造成預期的傷害，但這不是一般言論會造成效果的狀況，因此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而第二代的歧視，則是不直接指稱某些族群先天比較差，而是說該族群的作為因為不符合評論者心中的某些道德規範，因此就結果來看比較差，例如覺得黑人平均比較懶，不去工作，因此被算成比較差的人種。在台中一中被選進數學校隊，接著考取台大電機系後想當個科學家。但是言論是無形的，只是聲波從耳膜接收，這樣可以類比嗎？ 言論自由需要的四個假設 因此這裡就要加上第三個以及第四個假設：人類壽命有限、每一個人每天能夠接收的資訊量也有限。所謂言論的重量，是指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講話的時候，會影響到另一個人的個人資源。
希望可以透過這篇文章來與學弟妹以及社會各界討論言論自由的道德基礎、這個道德基礎如何推論到言論自由追求多元的積極道德意涵、以及從統計分布來相關道德討論會存在的限制。全面言論市場支持者認為，雖然有假新聞、可能有抹黑、可能有歧視，但假如言論市場是全面自由流動的，那假新聞終究會被真新聞取代、抹黑跟歧視只需要更多正面言論反擊回去，最後會讓真實在言論市場勝出、每個人也會在言論市場得到該有的社會地位與評價。這種歧視言論的問題在於，因為把該群體的行為或產出歸因於先天的因素，該先天因素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因此就等與直接評論該群體注定出生後就比較差、出生本身就是個錯誤。這兩個假設為何必要呢？假如今天只有一個人活在無人島，那他無論講什麼、做什麼都不會影響到任何人，沒有任何的限制、根本不需要有言論自由的相關討論。
在這種定義之下，歧視言論應該受到立法管制嗎？ 立法管制歧視言論的另加條件 要論證歧視言論得受到政府立法管制，就需要有第五個假設：人們擁有的資源少到某一個門檻之下的話，就沒有足夠的能力說話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前兩個假設，是言論有重量，以及每個人有一定數量的資源。
這個假設並非不合理，例如在對別人恐嚇威脅時，對方可能就被嚇到不敢講話，而像是《模仿犯》裡面的人一樣去替人頂罪坐牢。筆者過去在擔任台大學生議員、以及台大版版主時，也曾經針對言論自由本身有不少的探討。
這樣的討論本身自然是好事，但許多討論都淪於「哪些字是禁語」、「哪些人雙標」、「任何限制就不是一百趴、對不起先烈」，然後就進入虛無主義與犬儒主義的循環，殊為可惜。既然要溝通，言論就會產生影響、就會影響到其他人，因為那是言論存在的目的。對於弱勢族群來說（也就是平均而言，該族群的資源是系統性地比較少），歧視言論可能會顯著地讓更多弱勢族群的人資源，掉到得以發聲的線以下，讓弱勢族群更難發聲爭取自己的權力。所謂的個人資源，包括是個人的金錢或財務、或是個人的身體健康與社會地位。也因為資源少到沒有辦法代表自己發聲、最終在有限的生命結束前造成不可回復的傷害。但是人們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動物，演化出了表情、演化出了言論，目的就是要跟其他同種的人類溝通。
文：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這個假設之所以重要，因為這假設會打破全面言論市場的基本假定
你知道你的觀眾想要什麼嗎？ 有時，在平日週間上台演出單口喜劇，台下總會坐一些穿著襯衫或套裝、經歷一天疲憊工作的上班族。我認為真正最高級的幽默，是能夠因時因地，為觀眾設想的幽默。
」這類諧音笑話，往往事後我們在演出回饋裡面就會看到這樣的留言：「這麼大的舞台，卻講這麼小格局的笑話，看得很不爽。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這個笑話歸類在「自嘲」，但仔細分析下，就會發現自我解嘲在這個笑話的本質只占了一部分，主要的笑點產生在「誤導產生的意外性」。
觀眾組成以社會人士居多，就給他們吐槽人生、挖苦職場，甚至是時事諷刺的笑話。此時此刻的觀眾需要什麼，我就端出什麼菜：觀眾年齡層偏低、社會經驗不多，我就知道要給他們生活類型的笑話。但這不代表我認為自嘲是有罪的，甚至，我認為在喜劇裡面的嘲弄，都不應該被冠上罪狀——除非它的動機出自惡意、且寫出來的笑話不好笑。我以一個我在學校演講時經常說的笑話做例子：「很多人認為我是gay，請大家不要再說我是gay了，不然我男朋友會生氣。
我相信對所有影視從業人員來說，這都是難以接受的。一個成功引起眾人哄堂大笑的笑話，必定有某個部分「說對了」，而這個對，除了時機以外，也代表這個笑話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勾起了他們心中共有的某段回憶，那通常是難堪的、荒謬的糗事與觀點⋯⋯那麼，我們就回到一開始想探討的那個點上：笑話的題材，是否一定要傷害某個族群呢？ 自嘲與嘲他，都是一種冒犯 如果要我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說「喜劇必定建立在冒犯之上」，無獨有偶，飾演著名喜劇人物豆豆先生（Mr.Bean）的英國演員羅溫．艾金森（Rowan Atkinson）、美國的金．凱瑞（Jim Carrey）都曾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
」是唯一的基本共識，因為所有的笑話都建築在某個人經歷的糗事、創傷，哪怕是自嘲也不脫這個準則，畢竟自嘲的表演者就是受傷的那一個人。表演現場若提供酒精飲料、氣氛輕鬆熱鬧，卻可能不太能專注在文本內容上，那就可以給他們以肢體跟動作表情為主的搞笑，讓他們方便消化、容易理解。
這些觀眾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不容易在沒有酒精的狀況下嗨起來，大多數都呈現「雙手抱胸、兩眼無神」的狀態，如果在這時候，台上的喜劇演員們演出的段子是需要思考的複雜諷刺笑話，那麼這些被社畜生活磨鈍的腦袋，在經歷一天的摧殘後，很可能根本跟不上那些精心設計的笑話邏輯。文：黃豪平 幽默才沒有那麼簡單 有些人認為，願意將自己的弱項拿出來給人嘲笑，那就是最高級的幽默方式，而開別人玩笑、踩別人痛腳，全都是低劣的下下之策——對此，我每次都抱著不以為然的態度。
而這個笑話，仍然是帶領大家去嘲笑某個「會被認為是同志的人」……在這個笑話中，就是我。」 這兩種類型的笑話表演其實沒有好壞之分，但如果能夠對調一下，也許無腦的諧音笑話恰巧適合需要放空、放鬆的疲憊社畜，而精妙的諷刺笑話也恰巧適合對劇場有期待的觀眾——在兩者的演出技術都沒有差異的前提下，其實不同類型的笑話是否會成功的關鍵，取決於使用的時機。在喜劇表演者的世界觀裡，「有人笑了，那一定是有人被傷害了。而「精采」如何定義？即便是「笑話」這種如此仰賴主觀認定的藝術形式，因鋪陳的方式、爆點的設計、每分鐘的笑點數量不同，甚至於肢體表達、發音咬字的精準與否，都可能影響到這個笑話的成功——同一個笑話，讓不同的人來說，有時差了一兩個字，就是沒有辦法表演得一樣好笑。
對表演者來說，是他在嘲笑自己的弱項與痛處，但對台下的觀眾來說，大家所發出的笑聲，也是在嘲笑台上的他者——那麼，這跟「嘲他」真的有很大的差別嗎？如果終究大家都嘲笑了某個人，那對我來說，無論嘲笑的對象是自己或他人，這個嘲笑的本質終究是不變的，那「自嘲」的「罪」，也許跟「嘲他」的「罪」相去不遠。」 這個笑話的意外之處，是在於我拿自己的陰柔氣質做文章，看起來像是提醒大家不要再開我性傾向的玩笑，最後卻導向「其實我真的是gay」的意外發展（但我真的不是gay啦）。
表演藝術之中有許多面向，「題材」在整個作品之中占的重要性不應該凌駕於「技術」之上，而技術當然也不會是唯一的評斷標準，既然有這麼多判別層面，那麼，一個笑話、一段喜劇，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被視為是「最高級的幽默」呢？ 我認為是「時機的把握」這些觀眾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不容易在沒有酒精的狀況下嗨起來，大多數都呈現「雙手抱胸、兩眼無神」的狀態，如果在這時候，台上的喜劇演員們演出的段子是需要思考的複雜諷刺笑話，那麼這些被社畜生活磨鈍的腦袋，在經歷一天的摧殘後，很可能根本跟不上那些精心設計的笑話邏輯。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覺得這個笑話歸類在「自嘲」，但仔細分析下，就會發現自我解嘲在這個笑話的本質只占了一部分，主要的笑點產生在「誤導產生的意外性」。在喜劇表演者的世界觀裡，「有人笑了，那一定是有人被傷害了。